当文化落后于科学（上）(1/4)

    阳光洒满了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绿树成荫，花香阵阵。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在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副校长的陪同下，漫步在校园中，参观着校内先进的农业科研设施和成果展示。

    一路上，三人热烈地交流着对农业科技发展的见解，从实验室里的最新研究突破，到田间地头的实际应用，话题不断。

    参观结束后，他们来到了会议室，围坐在一起，桌上摆放着几杯热气腾腾的茶。

    张启轻轻抿了一口茶，感慨道：“今天这一趟参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华中农业大学在农业科研方面的成果斐然啊！”

    严建兵笑着回应：“两位院士过奖了，我们一直努力在农业科技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还有很多需要向二位请教和学习的地方。”

    吴孔明放下茶杯，神色认真地说：“是啊，农业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就拿转基因技术来说，这可是关系到农业未来走向的关键技术。”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开始讲述起自己从事棉铃虫防治的历程：“我从1984年开始接触棉铃虫，一直到1996年，这十年间我国棉铃虫大爆发。那时候，我们为了防治棉铃虫不断打药，结果呢，不仅打死了棉铃虫，连吃棉铃虫的动物也被打死了。时间一长，能打死的棉铃虫都死了，剩下的全是有抗性的，药量越增加，它们的抗性水平越高，整个生态环境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到1992年，棉铃虫基本失控，农民一个季节得打药15到20次，那种情况真是触目惊心。”

    张启听得十分专注，不禁皱起眉头：“这样的防治方式，不仅效果越来越差，还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吴孔明点点头，接着说：“没错，1997年我们开始种植抗虫棉，这二十年时间，抗虫棉技术的应用对中国棉花产业和病虫害防治带来了质的飞跃。通过这三十年的实践，我深刻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对棉铃虫和棉花害虫防治起到了战略性控制的作用。我个人判断，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抗虫玉米的使用，减少50%的化学杀虫剂没有任何问题。这对于增加食品安全的